我是回族人，出生在北京，1967年积极响应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去了东北，1979年参加了援藏培训班，来到西藏。我曾在拉萨市文教局工作，后来调去了阿里地委党校，一共在阿里工作了30年。

孔书记是1988年第二次援藏时到拉萨担任副市长的，分管文教工作，我和老同事交流时经常听大家提起他。所以，1992年，我听说他要来阿里任职，也并不觉得陌生。

1993年4月，我接到通知去地区参加欢迎告别会。那时候孔书记刚来阿里没几天，正和阿里原地委书记贡觉次仁交接工作。见面时，孔书记对我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在的时候一定把党校搬过来。”当时党校位置偏僻，不通电，用水也不方便，这么差的条件既不利于教职工安心工作，也不利于学生学习，学校发展也很慢。听到孔书记的话，我内心很感动。孔书记刚到阿里就去各处调研，下乡了解相关情况。他还要调整干部，需要征求一些意见，当时也找我谈了话。他挺朴实、没有架子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。

孔书记来阿里后，我邀请他来党校上课，他答应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党校，我们按当时正常的接待标准，给他准备了4盒红塔山香烟。他在职工宿舍休息，我们把烟拿过去，他看到后问我：“你怎么买这么好的烟？”我说：“你来了还不买两盒？”随即就打开给他。他没有拿，说：“这烟太贵了我不抽，下次来人招待再用吧，以后不要买这样的烟了。”第二次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再准备。

孔书记殉职后大概一年多，接任他的达瓦次仁书记很快落实了党校的搬迁。我想，一定是孔书记曾多次跟他提过这件事，所以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。

1994年9月，自治区通知我赴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，阿里地区受表彰的有孔书记、丹增旺扎活佛和我。

当时孔书记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参加，他的证书和奖章就由我代领。回到自治区后，我先向时任自治区民委主任的贡觉次仁汇报了相关情况，得知自治区也将召开表彰大会，对相关人员进行表彰，并统一颁发奖章。

我是在参加自治区党校会议期间，突然听到孔书记去世的消息的。当时我还不太相信，便到阿里在自治区的办事处了解情况。确认他因公意外殉职，我很震惊，也倍感遗憾。

孔书记去世后，我承担了宣传孔繁森事迹的任务，为此更详细地查阅了他的相关资料，对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他对党忠诚，为人和善，跟基层干部、群众、职工很亲近，我感觉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，老是高高在上谁能信服？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，而孔书记始终严于律己，连正常接待标准的香烟也拒绝接受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我也很钦佩他对父母的孝心。他只要回聊城，一有时间就陪在老人身边，给老人喂饭、洗脚，陪老人上街转转，他的孝行为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了标杆。

那个时候我就想，一定要用心宣传好孔繁森的事迹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孔繁森、了解孔繁森。很多单位主动邀请我去做报告，聆听报告的干部职工莫不被深深打动。

90年代中期，孔繁森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彰显了人民群众对楷模精神的渴求与认同。我从心底感谢孔书记，也感谢山东省委选派这么优秀的干部支援西藏。他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光荣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阿里、关注阿里，这不仅给阿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，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